《最後一課》的引言中寫道，看似平凡不過的書名，卻是隱藏著難以察覺的張力：「最後」一詞往往指涉著時間的次序，必先有起始方有最後；再者，「最後」須考量數量的概念，往往是眾數和複數才能區分先後，單次的活動通常鮮會使用最後一詞，而且涉及的數量越多或時間越長，意義更是更加珍貴；此外，「最後」也指涉著時間或模式的轉變，習以為常的規律戛然而止，不論是內因或外因，自願還是強制，短短四字經已寫出其中的難離難捨。
書中記載著四位學者：陳健民、陳祖為、邢福增及張燦輝，各位雖身處在不同的生命階段，面對著不同的課題，但主調亦離不開政治和社會變遷帶來的挑戰，故此決意離開原有的教育崗位，另覓位置繼續從事志業。翻查資料之際，發現法國文學也有相同名字的作品，不知道是無獨有偶，還是主編特意借題呼應。故事講述普法戰爭中法國戰敗，原屬法國的阿爾薩斯洛林頓時成為德國領土，變天以後，原本法語教育的課程在主權移交以後將變為德語教育。作者特意以此時代背景切入，仔細地描寫著師生在主權移交的最後關頭所面對的境況和感受，藉此警惕國民和寄望法國圖強。
雖然愛國文學或許有些偏頗和狂熱，但是社會變遷為教育帶來的變化，卻是確切存在。諸位學者在告別一課之中，細緻地回顧著社會之於他們的影響，成長的經歷、大時代的衝擊、學成歸來後的迷惘、思索的過程和掙扎，漸漸學會以學術和教育走進學生的生命之中，其後更是不惜奉獻自己予更宏大的理想之中。他們不只是純然傳道、授業、解惑，讓學生明辦事理增進知識，以面對未來的困難和挑戰，更是從生命中活出格調，積極地投身在使命之中，繼而影響更多的生命。
陳健民的《審判前夕的告別》、陳祖為的《沒有發生的最後一課》、邢福增的《我再置身寂寞路途》及張燦輝《疫情年代，鏡頭前揮別》，各篇文章都各自精彩，涉及眾多課題：信仰、身陷閝䦜、不辭而別、教育哲學、自由主義、記憶與遺忘、書寫歷史、年老及死亡、現代性，不僅能夠一窺他們的內心感受和不為人知的故事，使人為之動容，而且講辭更是內容豐富，隨手沾來不同的思想和理論，然後深入淺出地整合為治學多年的思想結晶，還有許多有趣的軼事和插曲，實在不容錯過。無論是感性的，還是知性的，還是追求輕鬆的讀者，相信也能從此書中獲益匪淺。
然而，儘管四位學者從事學術和教育多年，但是卻未隨年資漸長而獨尊吾道，反而是份外謙卑和開放。與其提出任何公式或通則予聽眾和讀者，抑或是傳遞強烈的意識形態和議程，抑或是扮演先知和救世主，他們更多是借助自身的經歷說明思想過程，藉此拋磚引玉把責任交回會眾，邀請大家運用理性反省生命的意義，然後尋找自身的依歸和道路，如韋伯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中寫道：
「至於學術訓練（如我們在德國大學傳統下推展的），是精神貴族的事；對這點，我們無需諱言。確實，以適當方式呈現學術問題，而使一個未曾學而能學的心靈，對這些問題有所了解，並且——這在我們看來是唯一重要的——對這些問題作獨立的思考，或許是教育使命裡最艱鉅的一項工作。
[⋯]
如此，只要我們了解我們的任務（這點必須在此預設在先），我們可以強迫個人、或至少我們可以幫助個人，讓他對自己的行為的終極意義，提供一套交待。在我看來，這並不是蕞爾小事，即使就個人生命而言，也關係匪淺。如果一位教師做到了這點，我會想說，他是在為「道德的」勢力服務；他已盡了啟人清明、並喚醒其責任感的職責。我認為，他愈是有意識地避免從他這方面把一種立場用強迫或用提示的方法加諸聽眾身上，他愈能夠善盡這項職責。」
雖然書名為《最後一課》，但是副題卻是筆鋒一轉寫道「在時代盡頭，留給未來的重逢之書」，是以提醒著我們，盡頭之後絕非虛無，而是期盼和重逢，說了再見，就會再見，定會再見。教育作為一種志業，樹人育人，是以孜孜不倦，生生不息，薪火相傳。即便是他們的最後一課，但他們未曾遠離，他們仍然堅守在不同的位置，以不同的方式延續著他們的使命。在此意義下和後設來說，此書則成為重要的媒介，不僅紀錄著他們的的經歷、養份和思想，最後更是走出課室和講座，走進公共領域之中，以讓更多人能夠接觸他們的最後一課，繼而成為許多人的開端一課。
謹在此邀請各位讀者一同參與此次最後一課。
